中医方脉学有两个分支，一是经方派，一是时方派。两者对于中药的理解和运用，各不相同。也许有人觉得一个中药上的差异没必要小题大做，然而方脉一道讲究理法方药，药为立法之根基。在这里哪怕是一点微小的差别，也是值得寻根溯源的。

班氏《艺文志》将上古方技分为四类：一曰医经，二曰经方，三曰房中，四曰神仙。国学常常牵一发而动全局，此四者皆是摄生立命之要术，然而各有偏重，或兼济天下，或独善其身。医经、经方之学，乃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。医经讲的是针灸，经方倚仗的是识证遣药。中医四大经典，医经、经方各居其半。医经者，《内》、《难》；经方者，《本经》、《伤寒》。说起《黄帝内经》的《灵枢》，很早就散轶了，然则天之未丧斯文也，此书因流落到朝鲜半岛得以保存。当地人对其奉若至宝，未敢稍加改动，且仍冠以旧称谓之《针经》九卷。直至北宋哲宗在位时期，才有朝鲜使臣携《灵枢》抵达京都汴梁，请求以此书换取宋朝的治国大法。此事非同小可，立即在朝野引起争议。苏轼闻听此言，奋袖出臂，大呼不可，连上数道奏章加以阻挠。也难怪，区区一部医书，在士大夫眼中，怎比得一国的治国大法！然而哲宗皇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毅然同意交换，且随即下诏将其颁行天下。宋哲宗此举，实为功在千秋。

《黄帝内经》古人常谓之“灵素”，罕有“素灵”之称，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孰为根基，此中原委自不必说。《灵枢》以针道安身立命，《素问》亦不离其宗。《神农本草经.序》中有言：“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药。三世者，一曰黄帝针经，一曰神农本草，一曰素女脉诀。”《黄帝针经》即包含了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。

《艺文志》所载四大方技，均是出自道门，且非出于医人之手。四大方技包括医经和经方在内，究其根源仅为古人修道扫尘铺路之用。古之好服食者多生奇疾，犹古好战之国必有奇殃，武学、医道俱是如此，所谓“修得色身坚强了，遮风避雨好炼丹”。于是便有种医史专家们不愿意看到的可能：虽说医之为道可以利人，然其立法之初衷，仅是为己所用。察医之为道，究其根本在于以正治偏，不修身则不能齐家，更何谈治国平天下！

比《伤寒论》稍晚的南朝时期，有一部华阳隐居陶弘景所作的《辅行诀》，其方源自伊尹《汤液经法》，为经方家正传。陶师髦年好道，年轻时便披发入山，精通阴阳五行神仙方术，兼善写草隶二书。《辅行诀》顾名思义，即为辅佐修行，这也佐证了经方一脉医术最初仅是为修道而立法之说。

事实上道门诸般方术，大多只能为己所用，古典术数就是个例子。再精通四柱的人，也没法推测自己的年月日时，以调配自身五行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四柱学到老，总是一场空。术数一途唯一有用的就是卜筮，然而卜筮又与四柱恰恰相反——只能为己所用。凡是给别人推演八卦的，无非就是炫人眼目借物喻人。子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能看见前面有劫数不难，难的是怎样明哲保身趋利避害。所谓大易者不言卜：易者，变也。明白了有变才有易，也就没必要守着那么两个死卦了。

既然是为己所用，也就意味着自己的香自己点。上古之时，修道之人各有师承，于是都忙着自己修自己的道，上古讲一个“修”字。时至东汉，世间所有神仙方术，一下子都隐没了。大家于是失去了方向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便常常坐在一起谈玄论道——魏晋好清谈。于是有了王弼大器早成，有了竹林七贤，魏晋讲一个“谈”字。而到了唐宋，该成的也就成了，那么没成的呢？人家也没闲着，没事就琢磨，我们怎么就不成呢？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：哦，不是我们不成，是我们不想成，我们跳出去了——禅宗。唐宋占一个“成”字。最后到了明清，所谓台城故事皆过眼穴的方法。古代针道取穴施针，穴和经井水不犯河水，且以手足四末为根本。察国学国术，多重稍节。如内家拳讲究点重身松，惊起四稍，风水堪舆之学亦同。比方说把墓安在天安门广场，必定不出一天就踩平了。此种地方人马川流不息，杀伐之气太重，不利于荫泽子孙。稍节则较之根节灵秀，明代皇陵舍太行山主干而偏取其支脉，即是此意。有些事过于“规范”了往往不妥，比如医道。然而宋代“规范”成了风尚，不光针灸，就连方脉一术也在劫难逃。《和局方》颁行了，官制丸药也到街上卖了，于是百姓方便了，医生也方便了——放下现成的方书不用，谁还去研究晦涩古奥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！

既然不用研究《本经》就能行医，于是一大批医学的优秀人才诞生了……倘使西医，倒是人人都能学得，而中医，决不可以！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。徐灵胎就说过，“孰知医之为道，乃古圣人所以泻天地之秘，夺造化之权，以救人之死。”倘若没有大根器，是无法承载医道的，勉强也无益。况且如前文所言医道在于以正治偏，大正才可以治大偏。然而丸药出门便有，《局方》一书在手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，粗通文墨就敢开方下药。“人命大如天”也早就抛之脑后。这不，老百姓都编出顺口溜了——男用六味，女用金匮。金匮肾气丸好好一个经方就这么给糟践了。

金匮肾气丸来源于仲景《金匮要略》的肾气丸，其中肉桂一物仲师取其化气之用。肉桂温养营血之功人人尽知，而能化气，何也？时方派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基本上回答都一样“气为血之帅，血为气之母”——诸如这样摸棱两可的理论，实在误人甚深。化气这个程，有赖于肾水的充足，心肾相交，心火蒸动肾水，遂能化气。肾气丸中八味药：地黄、山药、丹皮、茱萸以生水;同时必以苓、泽利水，遂成生化之势；水有了，就必须完成心肾相交，于是以附子振动肾阳，用来升举肾水；心火下移的重任，就交给了善于营养心阴的肉桂，化气这个工程也就完成了，肉桂之妙用即在于此。然而整个过程不是如时医一般气虚补气，血瘀活血，而是依靠三焦气化。郑钦安前辈尝言：“‘气化’二字乃伤寒书一部之真机。”由此得之。

前者提过，方者，方也。所谓肾气丸倒不如说是肾气法。然而宋代医生在大的方向上脱离了《神农本草经》去研究《伤寒论》，仅仅靠这个药清肝明目，那个药燥湿化痰，实在是难以应对。朱肱，庞安时又提出了前人从未敢于碰触的“六经传变”。这个状态下去运用经方，其每每失效也在意料之中。

既然不管用，就不用！“君慎勿滞仲景纸上语。”金元四大家的张从正，寥寥数语，字字振聋发聩。张从正之前的时代，由于官制丸药大行，百姓服药成风，大多补益过度。于是张从正大胆投之以寒凉，一改前人习气，不泥于古方。其大胆创新，灵活应变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此前的刘完素也完全依仗医经识证谴药，不再遵循经方之法。此时的经方一道，对于医人来说似乎已经可有可无了。

然而真正结束了经方时代的人，要数李东垣的老师——张元素。相传刘完素晚年不巧得了伤寒，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治愈。对于一位屡起沉疴的名医来说，无疑令人难以接受，以至于身为后生的张元素登门自荐的时候，刘氏向隅而坐，不与答言。可老天偏偏还是让张元素成就了，不仅漂亮地治愈了刘氏的病，还引得其连连大呼“后生可畏”！这样的一个人，怎么能不让他名噪京师。

张洁古的医术，来源于医经一脉。有个故事，说张元素学《素问》学得刻苦，有回做梦就梦见有人把他的肚腹剖开，放进去一部医经，从此术业大进。张氏在很大方面继承了《中藏经》，《中藏经》为华佗所传。相传华佗创制“九针之喜”以考验弟子术业，即以古制九针逐一刺入公鸡之身，必令针柄尽末而鸡不得稍痛。如此刺满六针，华佗方准其下山行医而不辱门庭。医经之学本于针道，张洁古将针灸的思路，大胆用在了识证、遣药上，果然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效果。于是方脉一途终于也可以脱离本草汤液的根基而另立门户。

然而张元素更大的动作，在于其创造了“药味归经”理论。“药味归经”的出现，标志着经方时代的结束，而新的方脉流派得以现世——时方派。时方派和经方派的理论基础不一样，对本草的理解自然就不同了。如葛根，时方派论其归于阳明。经方本草则察其根系深长，如人身之太阳经；葛根善从土中土中吸水以上达藤蔓，在人身就能引膀胱寒水上达于肺。仲师以葛根治太阳痉病，意即在于此。《本经》谓葛根“主消渴，身大热，呕吐，诸痹，起阴气”，亦不在阳明之列。

由于时方派不习《本经》，“药味归经”又着实给药物的应用思路打了折，才使得后世出现了“单方一味，气死名医”的笑话。学生曾经在世一堂当了几天跑堂打杂的，其间发现店里的老药工虽然不懂医理，却深知各药的生性喜恶，其每每以单味药治病，也真让我长了见识，不由得叹服本草之学的博大精深。

据说张元素著《医学启源》是为了引导李杲入门。察其全书，虽以六经为纲，内容却与《中藏经》一脉相承。关于张洁古，还有另一种传闻，即张氏在传授李杲的同时，还留下了另一支脉络，即王好古，两家合而为一才能成为真传。

金元寒凉攻伐太过，又引来了明代温补学派与之竞荣。时医各派，就如走马灯一样，来了又去，去了又回。

其间亦不乏伤寒注家，然而鲜有得其经诣者。大多数都是在用时方派的理论去解释经方派经典，就像今天的西医看中医，就是一个劲地往上套，能套上他那个东西那就是精华，套不上就是糟粕……所以出来的东西自然不堪入目，一观《医宗金鉴》所注伤寒便知。

时至清初，医界有双璧，一为江南叶天士，一为洄溪徐灵胎。叶天士的医术就如同晋代王右军的笔法，飘逸洒脱；徐灵胎则好似大唐鲁公颜真卿，年老手硬古拙雄浑。叶天士可谓时方派集大成者，将时方之学运用到极致，组方精细入微，一方之中药向不出七味。其法飘逸，故时人有半仙之誉。叶天士虽说自幼丧父，但怎么说也是有家学渊源，受过正规教育。而与其并称的徐灵胎则不同，徐氏出自书香门第，祖父曾参与修订《明史》，家中藏书万卷。徐氏本来是能在科举仕途上有所做为的，由于家人接连患病，使得其痛失至亲，便立志行医。于是尽弃诸业，每于房中日夜披览家中所藏医书，上溯汉唐，下追明清。打个比方，如果说叶天士是二郎神，那么徐灵胎就是孙悟空。二郎神是科班出身的正规军，孙悟空则是天生地养，石缝蹦出来的一灵猴。实质上徐灵胎是有师承的，只是老师没有显世罢了，就像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，没有在野而已。正因为徐氏受时医的影响很小，因此才可以探及医源。所著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》，实得经方派《本经》真传之三味。

正如前文所言，明清讲一个“集”字。那时候的医家，追赶潮流，动辄就出大部头的书。官家修书，民间也争相仿效，以至于明清医书繁杂无序，浩如烟海，一时间诞生了一大批高产作家。比如张景岳，真无法想象他行医之余，哪来的功夫著书立说……抑或是他写书之余，从哪抽的空给人看病。话说回来，张氏的书再厚，也未跳出“张熟地”的美誉，莫非熟地一味药就抵得上洋洋万言！

再比如李时珍著《本草纲目》，历代医家多有微辞，如唐容川评价其“泛而无当”。其实在考证道地药材及论述药物炮制方面，《纲目》还是很详尽精当的。真传一句话，假传万卷书。徐灵胎的《百种录》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启发了其后诸多医家的思路，经方本草得以复兴。蜀中唐容川著《本草问答》，文章侃侃而谈，将药物合而论之，比较了各药性味、生长、应用，兼述医理。然而限于篇幅，论述未能畅快。还有一部邹澍的《本经疏证》，有《疏证》十二卷及《本经续疏》六卷。邹澍在应用经方的时候，有意识地加减各味药物，便体察到了各药的功用。令人出乎意料的是，各药的在《伤寒论》中的功用，俨然与《本经》所述如出一辙。至此遂知《本经》、《伤寒》实为一脉相承，古之人不余欺也！

正因为此，在学习《神农本草经》的时候可以利用《伤寒论》，以互为印证。如芍药，《本经》谓其“主邪气腹痛，除血痹，破坚积，寒热疝瘕，止痛，利小便，益气。”其主治为“邪气腹痛”，在《伤寒论》就有“本太阳病，医反下之，因而服满时痛者，属太阴也，桂枝加芍药汤主之。”“除血痹，破坚积”，则有“曾经半产，瘀血在少腹不去，何以知之？其证唇口干燥，故知之。当以温经汤主之。”至于“寒热疝瘕，止痛”，又有“奔豚气上冲胸，腹痛，寒热往来，奔豚汤主之。”……

《本经疏证》是对药分而论之的，在阐述各药联系方面较《问答》稍逊。因此二书可以相互参照。由于经方派疗效显著，时至晚清，便出现了诸多经方派大家。民国之后，中医横遭劫难，余云岫一部《灵素商兑》，几乎把中医葬送了。听说连蒙受中医救命之恩的胡适都不敢站出来为中医说句话，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！满纸酸楚，不提也罢。

现今炒得沸沸扬扬的火神派，实则就是出自经方门庭。然其失于偏颇，过犹不及。一次我听老师谈及火神派，谓其过于偏执，已失经方派神韵，用来纠温病的偏倒是正好。然而老师同样提到，火神派之于理论临证，确有独到之处，其论阳主阴从为经方家要义，所用对待之法也非时医所能比拟。

很长时间以来,四大经典中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就已经成为了形式上的“四大经典”，从堂到临证，已罕有人问津。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，欲使经方一脉发扬光大，切不能重蹈前人覆辙。

经方，顾名思议，又叫经典之方。如果从处方的角度讲，宋以代以前的中医处方，都可以称为经方，宋以后呢，叫时方，这是以时代划分。那么从学术流派来讲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方技分为四类。一曰医经，二曰经方，三曰房中，四曰神仙。医经学派，是以针灸为主的，其是就是现在讲的《黄帝内经》。经方学派，是以汤液处方为主，而其代表的著作，就是《伤寒杂病论》。

大家都知道，《伤寒论》是医圣张仲景的作品。但是其源流，在于《伊尹汤液经》，可惜这本书已经亡轶了。经方学派的另一部经典，就是《神本农草经》。可以这样说《本经》是药物方，《伤寒论》是方剂学。方技四家，其实与道家的关系都非常密切。房中与神仙都是修行方面的东西。而医经与经方的作用，说白了，就是为了延年益寿，保证修行成功，变成神仙之前别挂了，这个叫炉鼎不坏，没成仙，先变鬼了，就神马都是浮云了，是不是？

你看，《神农本草经》中，经常看到的是轻身啊，延年啊，不老啊，神仙之类的话。南朝的陶弘景有一本书，叫《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》，这本书曾一度亡轶，但是在敦煌被发现。我们很幸运，古代的名医基本上都没看过这本书，我们能看到。不说别的，单说书名《辅行决》，就知道是为了辅助修行而创立的。所以中医归根结底，是道家。

我们现在讲的“经方”，狭义点儿说，可以认为：凡是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处方，皆认为经方，用经方治病的医生，称为经方医，一群经方医，称为经方派。那么什么是时方呢？很简单，不是经方就是时方，所以在日本。经方，又称古方学派，时方，又能称后世方派。

那经方与时方有什么区别呢？

经方的药物比较简单，但是法度精严，气势恢弘。有人统计过《伤寒论》的所有处方（包括金匮部分）。1味药的有15方，2味药的有40方，3味药的有45味，4味药的有30方，5味药的有28方，合起来有余方，而两书去除重复，共有方首。可以说，五味药以下的处方占了整本书的一大半。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。比如说，同样的甘草，张仲景配上桂枝，就去治了心脏。配上芍药，就能治到腹痛。而这么简单的处方，效果都是极其宏伟的，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，呵呵。

而时方就不一样了，绝大多数的时方，方药杂芜，或有效或不效，与经方不可同日而语。经方重流动，这一个处方下来，他是有气息，有生命的。经方，经常会用到毒性药物，经方家也因为善用毒物，所以常常可以治时医之不能治。那么，经方与时方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区别呢？我们先从经方的起源来看。前面说过，经方与道家关系极为密切。道家的修行者，在那个时代，很多人是有返观内视的功夫的，也就是说，一味药，或一个处方，吃到身体里，他起什么作用，往哪个内脏走，能治什么病。道家的先人是能够观察到的。而《本经》应该就是在这样的方式下写就的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么一个情景：一位道家的先师，先吃药物，然后坐下，打坐，入定，返观内视，然后记录药物的作用。而《伤寒论》的祖本《伊尹汤液经》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就的。

所以，基于内观实验的中药处方，与现代人以思维力想象出来的处方是不可同日语的。这个就是区别。日本人曾做过实验。将伤寒论的处方，不按原方比例调配，加大某一味药，或减小某一味药的剂量。发现效果都没有原方的好，原方的比例，可以称为“黄金比例”。

所以，经方是实验的结果，不是胡乱来的东西。这么一说，大家可以明白了，经方为什么比时方高上一筹了。当然，时方医派也有很牛的医者。比如说，傅青主，这是被后人称为医仙的人。他基于五行理论创立的时方，亦是效果惊人。

有一句俗话，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药，很多人说，是三代的医生。这是错的。三世者，一曰黄帝针灸，二曰神农本草，三曰素女脉决。所以好的中医，一要看内经，二要是经方家，三要会素女脉。素女脉已经失传，前二世还有。明代的素女脉是否是真的现在不好说哈。

学习《内经》你会很了解人的生理。而看《伤寒论》，很多人会一头雾水。为什么？完全是一条一条的证治条文，其本上是这样的格式。什么什么症状，什么症状，用什么药。我以前看《伤寒论》时有一个疑问。为什么仲景先师，不把这个处方的道理写下来，而只告诉你，什么证用什么方呢？后来，当我渐渐读懂了《伤寒论》时，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《伤寒论》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告诉你“道”。

一个好医生，除了要学会经方运用这个术，还要知道这个术是怎么回事的这个“道”。日本的“古方学派”，是否定《内经》的价值的，认为《伤寒》是实用的，《内经》是虚妄的。这是很偏颇的想法。你用《伤寒》的方可以达到很好的水平。但是，你永远也无法追上仲景了，不是吗？我们不敢奢求超求，但最起码要做到，与古人对话。而仲景就是学《内经》出身的。

想学中医的朋友，也应该有这个意识，创造属于自己的“经方”而这个能力，就得从《内经》去获得。内经很奇怪，篇论文，只有十三个处方。那他讲什么？讲“道”。有一天，你明了这个“道”了，自然可以做到，举手皆成方，方方不离法。

1时方

1.1时方思维理论特点

时方的核心理论是以阴阳五行、脏象、经络、运气等学说为主要内容。这一流派的影响最为深远，成为历代中医的主体。从汉唐到明清，绝大部分的中医典籍，均属时方体系，如《华佗神医秘传》、钱乙《小儿药证直诀》、张元素《医学启源》、张景岳《景岳全书》、陈士铎《辨证录》等。这一流派的临证思维特点是，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，判断其气血阴阳盛衰，脏腑虚实等，辨出其相应的病机，进而确定治法，拟定方药。时方中的泻白散、左金丸、导赤散、龙胆泻肝汤等方名即已显示其思维特征。时方在临床上强调对每一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，晚近的中医更重视辨病治疗，甚至结合西医的病理药理来指导用药。

1.2时方思维临证举隅

我们在临床上经过了以时方思维到经方思维的历程。

①曾治一位肾病综合征患者，全身高度浮肿，阴囊肿如茶壶，病势危急，中西药叠用无效，改用三拗汤合五苓散，药后15分钟即大汗淋漓，小便通畅，仅服1剂后浮肿大消，余药未再服而改方调治。当时用三拗汤的思路依据是宣肺利尿、提壶揭盖，用五苓散则是温阳化气利水。

②某女，年逾6旬，患肝硬化10余年，因腹水加重住院，其小便不利，点滴难出，腹胀脐突，喘促难安，命在旦夕，诸法叠用而乏效。观其舌面光净无苔有裂纹，断为真阴涸竭，仿照张景岳补下启中法，重用生地黄、熟地黄各90g，并加白芍、山茱萸、五味子等，药后小便渐出，逐日好转，未及半个月则出院。

2经方

2.1经方思维理论特点

经方的核心理论是方证对应，其中《伤寒论》以六经为纲以方证为目，论述了所有疾病发生的基本脉证规律与治则方药，是中医辨证治疗学的总论，而《金匮要略》是以杂病为纲以方证为目，属于各论。

临证的着眼点是疾病所表现出的特异性的脉证组合，强调方与证的严格对应。譬如麻黄汤证与桂枝汤证在“无汗，脉浮紧”与“汗出，脉浮缓”上的证候区别。再譬如“太阳病，项背强，无汗恶风，葛根汤主之”与“太阳病，项背强，反汗出恶风者，桂枝加葛根汤主之。”《金匮要略》中有“发热而呕者，小柴胡汤主之，”“呕而胸满者，吴茱萸汤主之”等等。

在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中处处展现的是这样严谨的方证对应关系，即有是证，用是方。方证辨证在临床中并不注重气虚血瘀、肝郁肾虚等，大论中极少有病机术语。虽“罕言病理”，但并非没有病理，经方方药之中蕴含独特的理法。

2.2经方思维临床举隅

白虎汤治崩漏：一女患者崩漏3年，历经中西医诊疗无效。当时天寒大雪，患者却不断地饮冷水，黄煌老师据此并结合其脉证选用白虎汤加阿胶，病情迅速好转直到治愈。另一女年近5旬，患崩漏近半年，查为子宫肌瘤，妇科医生认为必须手术，患者拒绝。观其有口渴多饮等症，按照黄煌老师的经验，用白虎汤加味10剂，血止。随访至年12月无不适。可见经方方证有着很强的可重复性。

麦门冬汤治咳喘：一老年女患者，素有咳喘，某次复发，初在门诊输液治疗1周，病情难以缓解转住院治疗。观其咳喘不止，咳痰黏稠，舌面及咽部光净而干。仅以麦门冬汤原方两剂而愈。此后以此方治疗有类似脉证特点而未经其他治疗的咳喘患者，仍有可靠的疗效。

小半夏加茯苓汤治顽固性呕吐：一患者因胆结石服排石药2个月，因苦寒药过重，后出现顽固性呕吐，吐大量的清涎，住院治疗多日不效，我们以小半夏加茯苓汤2剂而愈。

3经方与时方思维比较

3.1经方与时方两种思维用药比较

经方派与时方派对药物的认识亦有很多区别。时方中对孕妇忌用半夏、当归等药，而《金匮要略》即有“妊娠呕不止，干姜人参半夏丸主之”及“妇人怀妊，腹中痛，当归芍药散主之”。我们曾治一孕妇，因车祸而腹痛出血月余。观其腹痛出血，血色紫暗有块，便秘，脉沉涩。投桃核承气汤7剂而愈。又如，时方药物理论认为枳实破气，气虚胃下垂不宜用。而经方中的药物配伍却不遵循这些原则，其用枳实的着眼点是心下痞、腹满等。用补中益气汤加枳实治胃下垂，当时颇为困惑。再如人参与黄芪，均为传统补气药，常同时运用于气虚诸证；而在《伤寒论杂病论》中，却无一方是二者同时使用的，原因是二者有严格的体质指征。时方尤其到金元以后，对药物的认识更繁杂，如“十八反”、“十九畏”等，而经方中的附子粳米汤等，恰恰就是附子与半夏同用。

时方治病常面面俱到，方大药杂；而经方常单刀直入，击中要害，药简效宏。时方辨证相对主观笼统，经方辨证则更客观精确。汤本求真在《皇汉医学》序言中简要而精确概括了经方与时方的异同。

3.2经方与时方两种思维临证比较

曾治一患者，面如红枣色半个月，观其有低热、口渴等症，查血糖正常，一时难以着手，细问知其小便不利，再结合其脉浮数，便认定其为五苓散证，5剂而愈。原先治肾病综合征的医案，虽也是用五苓散，但觉得那时是根据想象推理，并不是依据大论（《伤寒论》原文71、72、73、74条等）中的方证，虽然获效，实属侥幸。

一患者胃痛数月，痛甚难忍，查为胃溃疡，观其痛甚时则脘部隆起如块，不可触按。以大建中汤原方3剂而愈，并未用白及、瓦楞子（据现代研究，可保护胃黏膜，制酸止痛）之类的中药，更没用任何西药。

正是这些成功的医案，一次又一次地激发了我们对方证探索的信心和兴趣。有些疾病用经方治疗还可以用时方勉强解释，而有些经方的应用则难以用时方解释，必须用经方思维来解释。如宋代许叔微用麻黄汤治咯血，清代舒驰远用麻黄汤治难产，以及丁甘仁用桂枝汤治背疽等。

我们从方证药证入手，通过临床反复体会大论中的方证组合，对经方思维的认识日渐明晰。

4经方思维不被认识的思考

虽然张仲景被称为“医圣”，又常以“效如桴鼓”来形容经方的疗效，但为什么经方的普及不尽如人意？虽然柯琴说“仲景之道至平至易，仲景之门人人可入”，可为什么真正入门和擅于运用经方的人少之又少？我们通过不断学习反复思考，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，试图从历代医家的成败得失中寻求答案。认为自金代成无己首开以《黄帝内经》解《伤寒论》以来，《伤寒论》的真实面目已被扭曲，严重阻碍了人们对《伤寒论》的认识理解。

经方派自古是中医界的一个重要流派，其诊疗体系具有完整而独特的临证思维模式，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，以推进经方临证的普及。历代经方家虽多，但真正领会经方奥旨并坚持经方思维的纯正经方家甚少。如孙思邈坦言：“至于仲景特有神功，寻思旨趣，莫测其致。”林亿所言：“其言精而奥，其法简而详，非寡闻浅见者所能及，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，惟王叔和能学之，其间如葛洪、陶弘景、胡洽、徐之才、孙思邈辈，非不才也，但各自名家，而不能修明之。”林亿所说的是要完全认识经方的本质是很难的，但从应用的角度来说还是可行的，并非望尘莫及。从近现代来看，曹颖甫、吴佩衡、胡希恕、范中林等可谓纯正的经方家。

只有真正领略经方思维，从方证、药证入手，久而久之，才能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经方、运用经方，最终在临床上达到操纵自在，左右逢源的境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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